【史海钩沉】

  作家:王子今(中国人民大学国粹院、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化研究协同翻新核心传授)

  秦汉时期是中国长城史上的重要阶段。秦始皇“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直弓而埋怨”(《史记·秦始皇本纪》引贾谊《过秦论》),是其时同一奇迹的重要主题。长城防地及附近地方时称“北边”,因与匈奴战事的剧烈与长久,为齐社会所存眷。长城营筑与长城防卫的间接作用是形成军事意义的“藩篱”,然而长城又有促进交通和商业的历史效答。长城“关市”的繁枯成为游牧区与农耕区经贸往来的重要条件,河西长城的呈现有保障丝绸之路通顺的意义,长城沿线形成东西文化交汇的下热量地区,同时长城也是秦华文化向西北偏向扩大其影响的强辐射带。

甘肃境内汉长城遗址  李公民摄

  长城交通系统及秦长城的文化意义

  家喻户晓,长城的隔绝作用是明确的。《史记·匈奴列传》所谓“筑长城以拒胡”,《汉书·匈奴传上》作“筑长城以距胡”。《汉书·陈胜项籍传》引贾谊《过秦论》“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颜师古注:“行以长城扞蔽胡寇,如人家之有藩篱。”《汉书》卷五一《贾山传》“筑长城认为关塞”,也是一样的意义。但是,另外一方面,长城又有促进交通扶植、齐备交通体系的作用。《史记·赵世家》说赵长城的营造以致“北处所从,代道大通”,就是例证之一。秦汉时期,长城沿线即“北边”多次有高级级交通行动的记载。如汉武帝后元二年(前87年)左将军上卒桀巡行北边(《汉书·昭帝纪》);新莽始开国三年(11年)“遣尚书医生赵并使劳北边”等。帝王亲身巡行“北边”的记载,也表现了“北边道”较好的通行条件。《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东临渤海,又“巡北边,从上郡入”。秦初皇三十七年(前210年),出巡途中病故沙丘仄台,棺载车中,“从井陉抵九原”尔后回,解释此次出巡的既定道路是寻常北边后由曲道前往咸阳。汉武帝曾于元启元年(前110年)“止自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看方,临北河”,梭巡了“北边道”西段。同庚,又北“至碣石,自辽西历北边九本归于苦泉”,梭巡了“北边道”的东段及中段。另外,他另有屡次巡礼“北边道”分歧路段的举措。司马迁在《史记·受恬列传》所说:“我适北边,自直道归,行不雅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可能说的就是追随汉武帝出行的阅历。

  居延汉简中有“●开通道路毋有章处□”的简文,又保存了“除道卒”身份的记载,其职任应当是筑路养路。甘谷汉简记载,“北边”住民应交纳“道桥钱”(张学正:《甘谷汉简考释》,《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书社1984年版,第88—89页),也反映出“北边”交通建立遭到看重。

  长城自身就形成一种军事交通系统。上古城建标准,城墙上构成道路以便军力散结变更,长城也是如斯。《周礼·考工记》说,城有“环涂”,也就是环城之道。长城也有完美城防的傍城道路。《火经注·河水三》说:“芒于水东北径白道南谷心。有长城在右,侧带长城,背山面泽,谓之‘黑道’。”此所谓“白道”就是“侧带长城”,与长城构成军事防务接应关系的道路。长城交通系统的道路有两种形造,一种是与长城平行的道路,如“白道”。另一种是与长城穿插的道路。《史记·匈奴列传》说匈奴“攻当路塞”,应该就指这类道路。《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记叙周勃军功,说其“借攻楼烦三城,因击胡骑平城下,所将卒当驰道为多”,证实北边长城防地有驰道沟通。汉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夏,“发卒万人治雁门阻险。”颜师古注引刘攽曰:“予谓治阻险者,通道令夷易,以便伐匈奴耳。”也波及长城与边疆的交通情形。这种道路最有名的,是自九原通达甘泉的秦始皇直道。

  在张骞之前,华夏与西域甚至中亚地方的来往,可以逃溯到周穆王西行的故事。《左传·昭公十二年》写道周穆王“周行世界”。司马迁在《史记·秦本纪》和《赵世家》中,也记述了造女为周穆王驾车西行巡狩,见西王母,乐而记归的故事。制父是秦人的前祖。在阿我泰地区发明的公元前5世纪的贵族墓巴泽雷克5号墓中出土了有凤凰图案的来自中国的刺绣。在这一地区公元前4世纪至前3世纪的墓葬中,还出土了有典型关中文化作风的秦式铜镜。从中可见秦文化对西北方地区的晚期影响。汉代南方和东南标的目的国度与部族称华夏工资“秦人”,反映了秦经营西北联系各族造成的久长历史硬套。新疆拜城发现的《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作关城诵》作为文物实证告诉咱们,至东汉时期,西域地方仍然“谓中国报酬‘秦人’”。《史记·蒙恬列传》记载:“(秦始皇)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支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秦王嘲笑的长城经营,使得长城之外的“蛮夷”通过这一修建实体意识了“秦人”的文化,并保持了长暂的近况影象。

  “闭市”发作取“商胡贩宾,日款于塞下”

  有明白材料能够阐明,汉朝北部边境的“关市”自华文帝时期曾经开端施展增强经济交换,增进平易近族往去的感化。自汉武帝时代起,北边“关市”正在新的前提下获得了新的收展。《史记·匈奴传记》指出汉武帝时期汉与匈奴已经坚持战争关联:“古帝即位,明和亲束缚,厚待,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来往长城下。”而进进战斗状况以后,“匈奴尽和亲,攻当路塞,常常进匪于汉边,不计其数。然匈奴贪,尚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尚关市不停以中之。”对付“汉亦尚关市不停以中之”,张守节《公理》引如淳云:“得具以利诽谤之。”而《汉书·匈奴传上》的异样式样,颜师古注的道法可能更加正确:“以关市中其意。”贾谊《旧书·匈奴》有借“关市”在经济上吸收匈仆、把持匈奴的设想:“妇关市者,固匈奴所犯滑而深供也,愿上遣使薄与之跟,以没有得已,许之年夜市。使者反,果于要险之所多为凿开,寡而延之,关吏卒使足以自守。年夜每关,屠沽者、卖饭食者、羹臛炙膹者,每物各一发布百人,则胡人著于少乡下矣。”其时“关市”对匈奴人的吸引,确切有使得“胡人著于长城下”的后果。

  《史记·匈奴列传》还记载:“自马邑军后五年之春,汉使四将军各万骑击胡关市下。”应当看到,匈奴“攻当路塞”和汉军“击胡关市下”,实在都象征着对“关市”的直接损坏,也都是利用了“关市”可能吸引各民族凑集的经济作用。匈奴固然是草原游牧民族,当心是也遭到中原生活方式的影响。“匈奴英雄缯絮”(《史记·匈奴列传》)即表示之一。汉与匈奴间直接的丝绸贸易,如《承平御览》引《盐铁论》所谓“齐、陶之缣,南汉之布,中国以一端缦,得匈奴乏金之物”,重要是通过“关市”实现的。汉使远行,“赂遗赠予,万里相奉”(《汉书·西域传下》),丝绸是当时所赠送的最重要物资。逢迎匈奴“好汉缯絮”的需要,汉代提出了通过提供相关物资以求边疆安宁的策略。从汉高祖时期开始,就有“岁奉”“絮缯”事。《汉书·匈奴传下》记载,匈奴单于来朝,汉王朝大批赐以“衣被”“锦帛”:汉宣帝甘露二年(前52年),“吸韩正单于款五原塞”,甘露三年,“单于元月朝皇帝于甘泉宫,汉辱以殊礼”,“赐以冠带衣裳,……衣被七十七袭,锦绣绮縠杂帛八千匹,絮六千斤。”汉宣帝黄龙元年,“呼韩邪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加衣百一十袭,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竟宁元年,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加衣服锦帛絮,皆倍于黄龙时。”成、哀时期,这种“礼赐”的数目又大为删益。汉哀帝时一次“赐”“遗”匈奴织品就相称于汉文帝时期的375倍。

  这种丝绸输出,是通太长城“当路塞”而外运的。匈奴失掉超越花费所须要的“美丽缯帛”和“絮”,固然可以应用草原交通的方便及本身富于灵活性的交通劣势经过转输生意业务的方法获得更大好处。林幹《匈奴通史》写道:“匈奴族非常器重与汉族互通关市。除汉族外,匈奴与羌族常常产生贸易交换;对黑桓族和西域各族也发生过交流。”“并经由过程西域,直接和希腊人及其余西方各族国民发死交换。”丝绸由此通道西运的最后路段,就是长城交通带。汉墓壁绘中对于运输运动的画面可以说明,那时北边经济的繁华以是“北边道”的交通效力为条件的,而这一地区经济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北边”交通的发展。

  丝绸之路促进的物质流畅,不只有丝绸向西的输入,也有与此反偏向的由西背东保送的草原平易近族供给的物产。《盐铁论·力耕》已描写了这一情况:“……骡驴馲駞,衔尾入塞,驒騱騵马,尽为我畜。鼲鼦狐貉,采旃文罽,充于内府。而璧玉珊瑚琉璃,咸为国之宝。是则本国之物内流,而利不过鼓也。”而所谓“骡驴馲駞,衔接入塞”,正反应出东方“偶畜”经由过程长城大范围进入汉天,成为主要的出产、交通对象的情形。

  自西汉中期,即有西域贩子活跃于“北边”的史实记载。如陈连庆所说,“在中西交通开明之后,西域贾胡迅即退场”(陈连庆:《汉唐之际的西域贾胡》,《中国现代史研讨:陈连庆教学教术论文集》,凶林文史出书社1991年版)。《后汉书·西域传》写道,“汉世张骞怀致近之略,班超奋封侯之志,末能犯罪西遐,羁服外域”,因而形成了“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的局势。很多西域使团搀杂着“行贾贵人,欲通货市购”者(《汉书·西域传上》),长安的“西域贾胡”(《宁靖御览》卷二六四引《东不雅汉记》),洛阳的“西域贾胡”(《后汉书·梁冀传》)都有在社会生涯中很是活泼的记录,通过“塞下”而东来,是他们商业生活的重要经历。

   长城是丝绸之路畅通的重要保障

  据《后汉书·陈亢传》记载,蔡邕曾上书:“秦筑长城,汉起塞垣,以是别表里,异殊雅也。”文中指出了长城“别”“同”层里的隔绝感化。《史记·大宛列传》记录:“匈奴左方居盐泽以东,至陇西长城,南接羌,隔汉道焉。”霍往病的河西大胜,攻破了那一格式,并由此实现了隔绝“胡”“羌”的策略上风。《史记·匈奴列传》所谓:“西置酒泉郡,以隔绝胡与羌通之路。”《汉书·地舆志下》也指出:“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隔绝北羌、匈奴。”河西长城的警告,对敌圆的通路务求“隔断”,对“以通西域”的“汉道”,则力保灵通。在丝绸之路的许多路段,长城起到了保证途径保险通顺的做用,河西地域尤其典范。

  从居延汉简的相干资料看,本地烽燧等很多防守建造确实皆很凑近交通枢纽。由简文所睹“通讲厩”“临道亭”“道上亭”“道上亭驿”“道上塞”“道上燧”“当道农家”等字样,可知长城烽燧障塞及军屯据面,维护着“道”,即“汉道”。据《后汉书·西域传》论曰,事先长城一线,“破屯田于腴膏之家,列邮置于关键之路”,是汉代“建功西遐,羁服中域”,真现“兵威”“肃服”的基础差别。丝绸之路便是在如许的军事配景下完成了相同货色文明的功效。

  《史记·大宛列传》描述了邻近丝绸之路干道的一些国家妨碍交通的情形:“楼兰、姑师,小国耳,当空道,攻劫汉使王恢等尤甚。”《汉书·张骞传》也有雷同记载,颜师古注:“空即孔也。”王念孙《念书纯志·汉书杂志》“孔道”条提出“‘孔道’犹言小道”的说法。地湾汉简中发现了一条“当空道便处禀食”的简文,行文方式与《史记·大宛列传》及《汉书·张骞传》“当空道”完整相同,印证了河西长城军事设置与丝绸之路的这种“当”“大道”的空间地位关系,长城掩护“汉道”“大道”,是丝绸之路疏通的重要保障的意思可见一斑。

  汉代丝绸西输的庞杂门路与方式,是丝绸之路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我们看到《史记》记载汉朝往西域使团成员有“来还不克不及毋侵盗币物”的情形,即以作为国家礼物的丝绸为赃物的贪污犯法。又说:“其使皆贫人子,公县官赍物,欲贱市以私其利外国。”(《史记·大宛列传》)敦煌汉简中相关于“出牛车转绢如牒毋负约”(1383)的记录,可知河西地区织品运输比拟频仍。考古资料注解,河西边塞军士私家领有的丝绸数度异样丰盛。甘肃考古学者在总结敦煌西部汉代长城烽燧遗址出土什物时,列言“生产东西、武器、丝绸……”(岳邦湖:《丝绸之路与汉塞烽燧》,《简帛研究》第1辑,司法出版社1993年版),丝绸位居第三。据贝格曼在额济纳河道域的考核,许多汉代烽燧遗址发现织品遗存。如烽燧A6与汉代封泥、木简同出有“敞亮的、织造优美的笼罩有玄色胶度的丝织品残片;丝质纤维挖料;细股的红亮线”等文物。台地地区“地点1”标号为P.398的遗存,发现“(自然)褐色、黄色、深白色、深蓝色、浅蓝色、深绿色、浅绿色”的“丝绸残片”。金关遗址A32“地点A”发现“有墨红色暗影的鲜红丝绸残片”,“所在B”发现“玫瑰红、天然褐色丝绸和丝绸填料残片”。地湾遗址A33“地址4”发现的丝绸残片,色彩包含“褐色、浅白色、深红色、绿黄棕色、黄绿色和黄色”,“所在6”发现的丝绸残片中,“第2件和第19件保留了完全的宽度,其宽分辨为45厘米和40厘米。”(《内蒙古额济纳河道域考古报告:文雅·赫定专士带领的中瑞结合科学考察团中国西部诸省迷信考察讲演考古类第8和第9》,学苑出版社2014年版)这一尺寸合乎《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下》关于“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的规格,多是成匹的衣料的遗存。马圈湾烽燧遗址出土纺织品140件,个中丝织品114件。“品种有锦、罗、纱、绢等”。所谓“绿地云气菱纹锦”,“以绿色作地,黄色为花,蓝色勾递,根本纹样为云气和菱形多少图案”,“织锦的工艺技巧请求是相称高的”。“马圈湾出土的四经绞罗,是一个未几见的种类,其经纬纤度极细……”,“轻浮优美,是少见的佳构”。“黄色实地花纱”1件,“是今朝我国所见最早的实地花纱,在丝绸纺织史上占领必定的位置”。出土绢92件,研究者剖析了此中61件标本,“其特色是经纬个别均不加拈,织物平挺、严密,色彩丰硕、绚美”。色彩更是达到了25种(《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挖掘呈文》,《敦煌汉简》,中华书局1991年版),这些织品的色彩和原料,都到达很高的品级。

  依照汉代的礼俗轨制,色彩的应用依身份尊卑有所分歧。如《绝汉书·舆服志下》划定,自“采十二色”“采九色”“五色彩”“四采”至所谓“缃缥”,有明确的品级差异。“公主、朱紫、妃以上,娶嫁得服锦绮罗縠缯,采十二色,……特进、列侯以上锦缯,采十二色”。而“贾人,缃缥罢了”,缃缥很有可能就是不减漂染的原色织品。在如许的衣饰文化布景下,河西边塞遗迹发现的织品之颜色纷杂壮丽,假如只作为一般武士自身脱用,明显是欠好懂得的。参考河西汉简所反映的“士卒贳卖衣财物”景象,极可能是这些长城边防甲士以故乡生产的织品,占领出售,间接参加了丝绸对外贸易。

  《光亮日报》( 2018年03月26日 14版)